问题8  如何跟警察、公诉人、法官“换位”

问题8  如何跟警察、公诉人、法官“换位”

李秀平：在钱律师执业20周年的座谈会上，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云道出了自己的苦衷：“在刑事辩护过程中，公检法都排斥律师的介入，他们会刁难律师。”她想知道，钱律师执业这么多年，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遇到的话，是如何处理的？

钱列阳：当然，公检法会觉得律师“碍事儿”。这个“碍事儿”，首先是公安侦查部分。比如，他们口供本来就拿不下来，被你律师和当事人一说，就更拿不下来了。所以，在侦查阶段，办案机关千方百计阻挠律师会见，最主要的原因是“嫌疑人不认罪”。如果他坦坦荡荡让你会见，那就是嫌疑人已经认罪了。所有笔录都已经锁定了，你再翻供也翻不了。这时，警察就不在乎你律师去会见了。如果这个嫌疑人死顶着——坚决不认罪，零口供，公安就会千方百计不让你见当事人。

这个时候，我们该会见肯定要按照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提出来。要很严正地和办案机关交涉，比如，向上级机关反映。这些都有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是在检察院阶段，公诉人对“起诉意见书”里把握不住的案件，其实很想和律师沟通。沟通的结果是，对某些把握不牢靠的罪行，通过退回补充侦查的方式就把自己解放掉了。对他来说，既减轻了工作量，又保证了自己工作的正常进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会配合律师。

到了法院阶段，同样，如果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只是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，这样泛泛地去讲，法官会从根儿上看不起你。法官会觉得，你就是在“糊弄事儿”。你能不能讲出具体哪个证据不足？什么环节出了问题？你要说得具体一点。

我们一方面说“法院判决不讲理”，对律师的意见不采信；另一方面，我们的辩护意见提得不到位，辩护意见不到位，法官就不会采信我们的意见。打个比方，一个案子，被告人做建筑装修，说他受贿。装修公司向司法机关出了一个证明，证明公司装修花了12万元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律师对这张12万元的证明提出疑问。你尽可以这样说，但法官不会按照你说的来判。法官要你举证。如果你找一个建筑装修方面的鉴定机构，对房间的地板、吊顶、墙壁打开进行破坏性检验，最后做出一个鉴定：这里面的木头用的什么木料，当时什么价格，木头的费用是多少，工本费是多少，电线布线是不是带封套、墙壁是不是刷了防火漆、地板是不是做了防水处理——所有这些工作如果你都做到了，最后让鉴定机构做了一个鉴定——鉴定部门的装修鉴定要写四五十页。如果你拿到的结论是，他只用6万元。你拿出厚厚一摞鉴定报告，说明装修实际成本是多少，放在法官面前；那边是公诉人提供的一张盖了图章的纸，说我花了12万元装修。你说，法官会采信谁的？

当法官看到一摞子鉴定报告，他就有足够的理由采信你律师的意见。而我们很多律师，没有做鉴定报告这项工作，而是直接针对12万元那份材料说“证据不足”、“理由不充分”。那你说是多少？你不给出一个具体的结论，让法官怎么说？

现在，法院是“消极”办案，法官不做调查工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律师工作到位了，法官判起来就简单了。他会直截了当采信律师的意见。

陈海阳：要想得到法官的尊重，律师还是应该拿出真本事，用“干活”使他们信服。

李秀平：前面你介绍了警察、公诉人和法官怎么想问题，接下来能介绍一下律师和他们沟通的切入点吗？

钱列阳：实际上，律师跟法官、跟检察跟警官进行沟通的切入点是“利益的共同点”。

我们跟公诉人的“利益共同点”在于减轻被告人的某些罪责。我们把疑问提出来，使得公诉人在写起诉书的时候，比起“起诉意见书”来，可能把“三个罪名、五个罪行”改成“两个罪名、三个罪行”。以至于到法庭上，律师的工作量会减少，公诉人的工作量也会减少。我们双方的利益共同点就出来了。这就是跟公诉人沟通的结果。

和法官沟通，还是举刚才那个装修的例子。当我们把工作做到这个份儿上，法官案头放着的这个装修公司的出价证明和律师的鉴定报告，两样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法官自然会知道依据什么出判决。

这就是律师工作“到位”与“不到位”的区别。

一个律师，不要简单地认为自己和公检法之间“一切都是对立的”。其实，“对立统一”规律也存在于律师和法官之间。双方之间有对立，也有统一。我们作为律师不能只看到“对立”的一面，看不到“统一”的一面。统一的一面是什么？是搞清事实、简单化、疑罪从无、减轻大家的工作量、节省诉讼资源。

当然，也包括在侦查阶段。如果律师得到某些嫌疑人“罪轻”或者“无罪”的证明，就可以直接去跟侦查人员沟通。

你不要抱着非要对抗的心态。你真正的对抗不在侦查阶段，不在审查起诉阶段。这个时候不要对抗。真正对抗，是到法庭上对抗。在侦查和起诉阶段，大家要求同存异。律师跟公诉人沟通，更要求同存异。我们把有争议的放在一边，把有共同点的提出来。大家都想减轻工作量，疑罪从无。你把理由对他说出来。这种沟通是可以的。

陈海阳：在诉讼的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办案技巧，在不同的环境下采取不同的策略，这非常值得广大青年律师学习。

钱列阳：我觉得律师和公检法之间不是简单的、对立的、死掐的这种状态。年轻律师在看这个问题时，要学会换位思考。我们把自己换成法官，我会怎么判；换成检察官，我会怎么诉；换成警官，我会怎么侦查。

我觉得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条。